回憶二十年來臺灣教育場域的轉變
聽聽林崇熙院長認為教育體制要如何改制
／國家教育研究院 林崇熙院長／
談談當今教育現場的現象
國家教育研究院林崇熙院長取得國外博士學歷歸國後，即進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任教，因此得以在教育現場觀察台灣教育制度。回憶這二十年來臺灣社會的轉變，他發現教育場域的轉變相對社會轉變慢了許多。
林院長認為教育擁有它自己的慣性，教師在校園場域裡相對社會來說具有一種封閉性，無法與社會脈動交流，因此可稱作學術象牙塔。咎其原因，大多教師一路在學校系統內學習，而有業界經歷的教師較少，因此真正能掌握社會脈動的教師不多，導致教育場域的轉變慢了許多。此外，薪資保障亦是造成學術象牙塔現象的另一因素，因此即便經過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或2019開始至今的新冠肺炎，在校園舒適圈的教師們所受到的影響與感受皆比整體社會較淺，由此可知，教師對社會變動缺乏警覺，造成校園落後於社會轉變的速度、與社會脈動產生距離。
林院長認為大學做為社會的良心，須具備看到整體社會發展方向與潛在問題的前瞻性。然而現今的大學卻是看到了社會有了什麼改變，再去討論應該要如何因應這些改變。
細看臺灣技職體系的現況
臺灣早年以技職體系發展較為成熟的德國為參考發展出技能證照制度，然而實施形式卻與德國大不相同。
德國的技能證照考照門檻非常高，要求高規格的能力展現方能得到證照，如果以高達九十分的能力表現來比喻德國考照門檻，臺灣大概六十分及格就好的考照門檻，相對容易許多，造成原本證照是證明能力的客觀證據，最後卻變成可有可無的證明，至今大多臺灣人還是對證照與能力之間的連結存在著不信任感。
這是臺灣與德國的一個很大不同之處，在德國擁有證照能獲得大家的高度信任及依賴，自然工作相對有保障，反觀亦是技職教育在臺灣不受重視的原因。然而技職教育學生的比例占了整體高中職學生的 六、七成，因此，這是急迫需要正視的問題。
教育真正要思考的核心是什麼？
教育的核心應當是思考社會的運作，而這卻是現在教育最缺乏的內容。在十二年國民教育的體制中，絕大部分的教師想的是我要如何讓學生進入好的學校？國中老師思考如何讓學生進入好的高中，高中的老師思考怎麼讓學生進入大學。大學的老師呢？會想比較多的可能是生產多少論文跟升等，及每一年可以拿到計畫。
至於學生未來的出路，大學老師可能就是保證128學分的畢業門檻，最後送給學生一張畢業證書。大學如同工廠流水線生產統一規格的產品，最後品管確認過後蓋一個章（畢業證書）。但是大學老師無法保證產出的產品能夠如何被運用，更遑論社會變動快速、多元領域交雜而成，單一規格的人才恐怕無法應付這樣的社會。
林院長認為畢業校友在各行各業發展後的回饋是讓社會運作深入教育轉變的關鍵。這幾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要求大專院校調查畢業生流向，但是大部分學校都僅調查就業率、薪資水準，很少做長期的追蹤。校友的人生發展其實可分成不同階段，現在多數是二十二歲畢業初入職場，接著三十歲的時候，可能已經到主管階級，然後到四十歲的時候，可能已經是中高階的主管，五十歲時甚至可能是總經理。在各個階段所需要的能力其實大有不同，所需要的態度、知識能力或是關心的社會議題其實都很不一樣。透過畢業校友的經驗回饋或主動提供學弟妹實習機會、深入職場直接實戰體驗，將能及時地把社會脈動貼近教育場域。
林院長繼續延伸舉例，一個環工系的學生，在校時學習許多專業技能相關的知識，但進入職場後可能會發現與知識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利益平衡、各方角力，而不論是法規保育的問題或民眾抗爭的議題，皆遠超出學生在校內的所學範圍。這一切都是現在教育無法應對的社會問題，亦是學生無法被培養出來的重要能力。
教育如何面對「AI人工智慧」及「STEEP」*等接踵而來的衝擊？
這個命題去除近年才出現的少子化議題，其他議題可以往前回推好幾個以二十年為畫分的世代。若往前回推六、七十個世代回顧歷史，會發現每一個世代的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社會的變遷、階級的對立、大規模的傳染病，這些都是整個歷史脈絡不斷重複出現的問題。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開始逐漸進入工業社會時，由原本工匠透過手藝與時間就可以自己掌握生產的模式，成為生產的主體，但工業革命後卻變成了進入工廠裡被掌控生產的工人。
在過去，如果翻開這位工匠的作品可能會在一個小角落發現這個工匠的簽名，代表了這位工匠的掌握，然而現在在工廠代工的流水線出來的產品，你不曉得這究竟出自誰人之手。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從人可以自主去做出一個作品，變成在一個龐大的工廠成為一顆小螺絲釘，做出每個都一樣的產品。這就是過去所面的衝擊，事實上擺到現在，我們所面臨的衝擊也蘊含一樣的道理。
要處理這些衝擊需回歸教育設計。畢竟國、英、數、理、化都是固定且有確切標準的知識，這些標準答案無法教我們如何面對不確定的事情，而衝突就是不確定的問題。
*註：「STEEP」為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
現今大專院校課程設計對職場就業有多少幫助呢？
如果檢查各個系所的必修課，會發現很多系都把必修課盡量設定在最高學分數，因為光是應付系上扎實的必修課就已經疲於奔命，所以學生能夠去選修其他系的課程，或到校外實習挑戰的比例非常少。一個系的必修課比例若是拉得非常高，那它能跟上社會轉變的水平恐怕比較低。如果詢問這些系所將必修課比例拉高的原因，可能會得到這些都是重要基礎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去調查過，系上校友進入業界一、二十年後，究竟用到多少在學校習得的重要知識。
林院長大學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以自身為例，每次同學會時都會請教同班同學深耕業界時究竟運用到多少大學所學，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在業界實作過程中能夠運用大學所學的比例最高最高也就只有15℅，絕大部分的同學都回答他只有運用到10℅。這個驚人的比例來自大學教師所教授的課程其實只是把他們的專業投射在學生身上，也就是說，現在的大學課程設計都是以未來要當大學教授而訂定的先修班課程，這與未來進入職場的實作挑戰所需的先備知識截然不同，因此，目前大專院校的課程設計真的有必要好好思考需要做出何種轉變。
大專院校的課程設計要如何改善，讓學生能學會真正的解決問題？
華人社會顯著的文化特徵為「保持和諧」。所謂「保持和諧」就是將不同意見壓制下去，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統統不能產生衝突。在家庭裡是這樣，在外面也是這樣，因此我們從青少年時期就沒有學習面對、解決衝突的能力，往後最壞的結果可能是演變成惡性的 ，反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性。
建議教師將這些衝突主題，或是稱之為有爭議的議題帶入課堂，教師在課堂內不扮演教授知識的角色，而是引領整個團體去做思考的角色。這些爭議議題絕對沒有標準答案，不過透過團體的激辯擦撞，希望能得出相對可行的解法，而且解法可能不只一個。用藥方來比喻，這個藥方可能是針對某種體質某種病症設計而成，亦正因為這種獨特性，所以這個藥方絕對不會放諸四海皆可用。因此不斷去思考這個社會的脈動、不斷去組織出一個解法，正是學習這些爭議議題，從而學會面對世代衝擊的學習方式。
除此之外，讓學生真的能進入業界實習，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探索，大部分的學生沒有去思考實習的重要性，而因為教師自己就從來沒有實習過，自然也無法引領學生去尋找自己相對有興趣的實習機會，這時候畢業校友的重要性顯現，藉由一個系的上下連結，請畢業校友帶領系上的學弟妹投入職場學習，同時也是未來能夠提供更多即戰力給畢業校友企業的一個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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